谁来代表国家队:世界杯上的国家与国民

谁来代表国家队:世界杯上的国家与国民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是当今影响力最大的单项体育赛事。除去少数的例外,世界杯的参赛球队以国家为单位。对于绝大多数球员来说,身披国家队战袍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也会成为其足球生涯的高光时刻。只不过,谁来代表国家队,有时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问题。 血统 定义国民 在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榜上,“五星巴西”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则是同样夺取了四次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和德国。而在“三甲”里最早夺冠的,则是意大利队——他们连夺第二届世界杯(1934)和第三届世界杯(1938)的冠军,成为第一支卫冕成功的球队。只不过,这两次冠军,远没有后来意大利队在1982年和2006年的两次加冕令人信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彼时的意大利队里,有着太多的阿根廷人。 1934年6月10日,意大利罗马世界杯决赛,意大利对阵捷克斯洛伐克,获胜的意大利队举起他们的教练维托里奥·波佐庆祝。 视觉中国 图 说起来,这两个国家倒的确有历史渊源。近代的意大利虽然号称“列强”,其实只能算是一个“穷人帝国主义”国家,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意大利人为讨生活而移民他乡。光是1913年这年,就大约有87.3万公民临时或永久离开意大利,其中足足有50多万人定居于南美和北美,尤其是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直到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痕迹。譬如阿根廷队的梅西全名(Lionel Andrés Messi Cuccittini)里的“Cuccittini”就是一个意大利姓氏。 这一点,在第二届世界杯时,就成为一个决定冠军归属的关键因素。作为东道主的意大利队对冠军志在必得,于是就动起了引进“外援”的脑筋。他们看中的,就是那些有着意大利血统的阿根廷球员(oriundi,“归来者”)。譬如雷蒙多·奥尔西(Raimundo Orsi)在代表阿根廷参加1928年奥运会后不久便与著名的尤文图斯俱乐部签约,并因为意大利血统而入选了国家队。当时的意大利足协主席反对从阿根廷“购买”球员的做法,但国家队主教练维多利奥·波佐对此不以为然。考虑到一些球员也在意大利军中服役,波佐反驳道,“如果他们能够为意大利而死,他们也能够为意大利踢球”(Se possono morire per l'Italia, possono giocare per l'Italia)。 就这样,这些“归来者”为意大利出战了第二届世界杯。实际上,要是离开他们,意大利的这个冠军基本上无从谈起:正是恩里克·瓜伊塔(Enrique Guaita)在与奥地利队的半决赛打进了制胜球,而在决赛里,也是奥尔西打进意大利的追平球,并帮助意大利队2:1获胜。而作为当时最为优秀的中后卫之一,路易斯·蒙蒂(Luis Monti)甚至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曾代表两支国家队参加过世界杯决赛。1930年,他是阿根廷队里的一员,但决赛负于乌拉圭队。1934年,他又作为意大利国家队的成员在第二届世界杯的决赛里迎战捷克斯洛伐克。 可以说,1930年代的意大利国家队是血统定义国民的一个公开宣示:出生地不重要,血统才是获取国民资格的钥匙。抛开当时的意识形态因素不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爱尔兰国家队身上。杰克·查尔顿执教爱尔兰国家队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利用所谓“祖父母条款(Granny Rule)”,招募具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球员:只要在英国出生的球员有一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出生在爱尔兰,即可代表爱尔兰出场。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就是这一策略的完美体现。在小组赛里,正是英国出生的雷·霍顿(Ray Houghton)帮助爱尔兰首战1:0力克意大利。而出生在利物浦的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 Aldridge)则在对墨西哥队的比赛里打入至关重要的一球。在这个“死亡之组”里,4个队同积4分,净胜球也相同,爱尔兰队虽然以1:2败给了墨西哥队,却凭借多一个进球的优势力压挪威队而出线。 国民追随国家 与这类情况不同,在世界杯足球赛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另一种情况:同一个球员,因为旧国家的解体,随之被动地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参赛。 作为1988年欧洲杯亚军的苏联队就是这样。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出场的苏联队是这支国家队最后一次以“苏联”名义参加重大比赛。随着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1992年欧洲杯在瑞典开赛时,苏联队改称“独联体队”以维持参赛资格。而这也促使了一个极端案例的出现:安德烈·坎切尔斯基斯(Andrei Kanchelskis)在1991年11月对阵塞浦路斯的比赛里打入了苏联国家队历史上的最后一粒进球。1992年,他随“独联体队”踢完了欧洲杯,随后又代表俄罗斯国家队参赛。而他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极少数为三支不同的国家队踢过成年队正式比赛的球员之一。 更为极端的例子,则出现在南斯拉夫队身上。1987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开启了南斯拉夫“黄金一代”的序幕。这支由萨维切维奇、斯托伊科维奇、博班、苏克等天才球员组成的队伍,以融力量、技术于一体的“欧洲拉丁派”风格享誉足坛。1990年的“亚平宁之夏”是这群天才在世界杯的首度演出。在四分之一决赛里,南斯拉夫队遭遇马拉多纳率领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他们以少打多坚持到点球决战才告惜败。到了第二年,几乎是南斯拉夫国家队翻版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更是击败马赛奥林匹克夺取了欧洲冠军杯,成为迄今仅有的两支实现这一壮举的东欧球队之一(另一支是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星)。 令人唏嘘的是,就在“红星”照耀欧洲的同一天(1991年5月29日),作为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之一的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宣布本国 “不再属于统一的联邦国家”,揭开了南斯拉夫解体的序幕。而国家的解体也让“黄金一代”在蹉跎中泯灭。已经进入1992欧洲杯决赛圈的南斯拉夫队被手下败将丹麦队顶替了名额,谁又能想到,这支替补上场的丹麦队竟然一路高奏凯歌夺取冠军,上演了一幕安徒生式的“北欧童话”! 直到1998年的法国,昔日的“黄金一代”才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但却是代表不同的球队。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克罗地亚两队打入决赛圈。前者在小组赛里战胜美国与伊朗,逼平德国昂然出线,在八分之一决赛中1:2惜败荷兰队。而首次以独立身份参赛的克罗地亚表现更加出色,先后战胜德国与罗马尼亚杀入四强,并最后击败荷兰队获得季军。人们也因此记住了达沃·苏克号称可以拉小提琴的金左脚。 这届世界杯堪称南斯拉夫“黄金一代”的谢幕演出,却并不是南斯拉夫足球噩梦的结束。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足协网站的更新时间凝固在2002年11月6日。就在三个月之后,这个国家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并在三年后解体为两个国家)。尽管如此,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片足球沃土,从1998年至今的8届世界杯中,前南斯拉夫各国保持了一个傲人的纪录:每届都有两支队伍打入决赛圈!其中成绩最好的克罗地亚队还获得过世界杯亚军,甚至连小小的波黑与斯洛文尼亚(人口200万,不及北京朝阳区)都有过世界杯决赛的经历——当然,在这届世界杯的佛得角队面前,这似乎也已经不算什么了。 “ 国家 ”的困惑 另一方面,为了杜绝路易斯·蒙蒂这样“脚踩两只船”的情况,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足联就规定球员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了任何一场国际足联A级正式比赛后,其足球层面的“国籍”就终身不得转换——除非国家本身发生了变化。而进入21世纪后,这一规则步步放宽。2004年,针对卡塔尔归化无血缘球员的做法,国际足联允许仅参加过友谊赛的球员获得一次转换国家队的机会。2020年开始,即使已在成年队官方比赛出场过,只要21岁前出场、总数不超过3场、未在世界杯或洲际杯决赛阶段出场,仍可申请一次转换国家队。 从表面上看,这让效力国家队变得有些类似俱乐部的转会。但其背景,却是剧烈的跨国乃至跨洲际的人口流动。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前兆。号称“无冕之王”的荷兰队在1988年夺取了迄今唯一的头衔——欧洲杯冠军。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的“荷兰三剑客”之中,就有两位(里杰卡尔德与古力特)拥有苏里南(旧荷兰殖民地)血统。 实际上,真正让欧洲各国国家队面貌大变的,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一波去殖民化浪潮。1960年,如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南非议院所言,“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大陆”。这一年非洲大陆诞生了包括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在内的近20个独立国家。此后数十年间,大量非洲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涌入以法国为首的旧欧洲宗主国。譬如法国队夺取1998年世界杯的核心人物齐达内,其父母就离开阿尔及利亚北部乡村前往法国谋生,齐父很快找到了在百货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和保安的工作,生活稳定后,夫妻二人生育了5个孩子,而齐达内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至于这届世界杯的西班牙当家球星拉明·亚马尔,其父来自摩洛哥,母亲来自赤道几内亚,二人皆因谋求更好的生活机遇而移居西班牙。 当地时间2026年7月1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阿灵顿,2026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对阵法国。西班牙队亚马尔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视觉中国 图 更引人注目的是,由于国家队代表资格政策的日益放松,“国家队”与“国民”之间的纽带似乎正在悄然松弛。从20世纪60年代,摩洛哥人就开始大批前往包括比利时在内的欧洲国家,从事挖矿等重体力劳动。而摩洛哥裔球员群体的壮大,也令摩洛哥成为一支非洲劲旅: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中,摩洛哥队首发的11人中,竟没有一人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与其说这是一支摩洛哥国家队,毋宁说是一支“欧洲摩洛哥人”队。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柏林出生的杰罗姆·博阿滕的母亲是德国人,而父亲是加纳人。他选择代表德国队参赛,而其同父异母的哥哥凯文-普林斯·博阿滕则选择了为加纳而战,兄弟俩甚至曾在2010年的世界杯赛场上上演各为其主的直接对话。 这或许是一个会令人感到困惑的场景,当“国家队”成为一种个人选择的时候,国家与国民之间的认同纽带是否还是那样坚固呢?无论如何,国家队之所以不同于俱乐部,正在于“国家”二字。球员究竟代表谁,从来都不仅是足球问题,而是关于国家、身份与认同的时代命题。或许正因如此,世界杯仍然拥有任何俱乐部赛事都无法替代的情感力量。